有一幕讓我至今難忘，就是戴愛蓮先生對黨、對信仰的一種忠誠。她要求入黨多年，入黨是她一直的愿望。當她在病房里、在病床上申請加入黨組織時，她那瘦弱的身軀、強大的內心力量讓我感動；在她向黨宣誓的那一剎那，我感到無比的震撼，那個瞬間、那個畫面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——戴先生從沒有放棄過她一生的追求！ ——馮英

中國舞協名譽主席白淑湘（左一）、中國舞協主席趙汝蘅（右一）、中央芭蕾舞團團長馮英（右二）與戴愛蓮（左二）的合影

今年是敬愛的戴愛蓮先生誕辰95周年、逝世5周年紀念，由北京舞蹈學院主辦、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協辦、中國舞蹈博物館承辦的系列紀念活動日前在北京舞蹈學院舉行。回憶往事，我更加感念她崇高的人格魅力。

戴愛蓮先生第一次指點我的時候，我剛到中央芭蕾舞團，只有18歲。戴先生那時是我們芭蕾舞團的藝術顧問，每次團里一有演出，她老人家就會到場，排完演完之后，她總是循循善誘地、慢慢地把你的優點與不足一一道來。當時我第一次排《天鵝湖》，我跳的是白天鵝和黑天鵝，我覺得黑天鵝的那種誘惑應該用“翅膀”和眼睛詮釋出來，但當我跳完后戴先生對我說：“你太過于表面了。”我當時還不太懂其中的深意。我覺得就是該用眼神來刻畫，就是該用后背和“翅膀”來體現對王子的誘惑，但她卻說這樣“太表面了”，我當時真的難以理解。而對這個角色的深入理解是在此后戴先生為我們排練《天鵝湖》之后。

1984年戴先生引進經典芭蕾作品——《吉賽爾》，我被安排演“鬼王”的角色，因為團里認為我的形象更適合這一角色。后來戴先生知道了，她安慰我說：“其實你可以試一試吉賽爾，你應該給自己一個機會。”其實我的內心也非常渴望演吉賽爾，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演主角，所以當我完成了“鬼王”的角色，又試著在后面跟著學吉賽爾的動作——是戴先生的一句話點醒了我，我覺得自己可以試一試。最開始，我不太自信，因為我的外表看起來的確比較冷酷，團里給我的定位也是外形不太適合。后來有一次戴先生看到我怯生生地在后面學，就說：“你要想表演，就要把內心的活動表現出來。”她說我太憂郁了，過早地把吉賽爾的悲劇色彩表現了出來，吉賽爾應當是一個快樂的鄉村少女，一出場應該是純真喜悅的形象，之后才會有后面的悲劇對比。所以她點撥我時更多的是在給我增加信心，幫我詮釋、刻畫人物。她每過一段時間就會來看一次排練，后來她很高興地對我說，你好像明白一些了，演得比以前好多了。后來我的努力終于得到了回報，英國專家來團里，決定讓我彩排女主角，戴先生得知了也很高興，因為正是在她的鼓勵下我才得到了這個表演機會。看完第一次彩排后，戴先生高興地來到后臺，祝賀我說：“還不錯，但是還要好好消化。”

1985年，戴先生把尤利耶夫請來排《唐吉訶德》。能夠請到尤利耶夫是我們沒有想到的，因為他平時很忙，而且脾氣比較大，是一個很個性的人。但是尤利耶夫一看到戴先生就沒事了，因為戴先生是他的干媽。戴先生的影響力遍及全世界，英國還為她鑄了銅像，立在了英國皇家舞蹈學校之前。排完《堂吉訶德》全劇之后，我們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

戴先生的生命里除了舞蹈還是舞蹈，然后就是對下一代成長的關心與幫助，這是我自己親身感受到的事。有一年，我們去法國巴黎參加國際芭蕾舞比賽，當時賽事的通知有點出入，我和舞伴變成了示范嘉賓的角色，只作為展演的部分表演。當晚戴先生看完演出卻很高興，她上臺很激動、很興奮地擁抱我，但是我們都有點難過，因為我們沒有比賽，沒有拿到任何獎項。戴先生卻對我們說：“就算能拿到金獎又能怎么樣呢？現在你是給別人示范表演，這是多么高的榮譽！”后來回國了，她也總提起這件事，并說，“示范表演證明我們中國芭蕾的地位提高了，法國作為芭蕾舞的故鄉能夠認可你，這是最大的好事，這是莫大的榮譽！”

1986年，戴先生提出來要給我們排練《天鵝湖》。那時候她年紀也不小了，但經常給我們排一天的舞蹈。有一次她為排一段白天鵝的出場，就給我們排了整整一個上午。我從1978年開始排《天鵝湖》，1979年畢業演出演的就是《天鵝湖》，我自認為已經演得很不錯了，但是萬萬沒有想到，戴先生在親自給我排《天鵝湖》的時候，這一個出場竟然沒讓我出去，整個上午都在排。她主要是在教我一種方式和方法。她說我的表演之所以太外在，就是因為沒有內心的呼吸，要把握一種呼吸的力度，就是說在舞蹈的節奏運用上以及音樂的呼吸上，要運用一種現代舞的呼吸法。戴先生親自給我做示范，當我看到她詮釋的白天鵝一見到王子時表現出的那種緊張、恐慌和不安的時候，忽然就知道她在要求我什么了——她希望我們的舞蹈不只是一種肢體的表達。戴先生的示范做得好極了，從那時候開始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跳了那么久，竟然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！她這種對年輕人的要求，讓我從內心感到很感動、很感激，因為她的認可就是對我成長的一個認可。排演《天鵝湖》的過程，也是我的舞蹈表演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，而戴先生親眼見證了我的進步。

1988年，我開始排練《林黛玉》，嘗試詮釋一些中國的東西。戴先生看完我的表演以后，總會提出很細小的缺陷，比如她會跟我說：“你那兩下在干嗎？你的手在干嗎？”她對藝術創作是非常細致、極其認真的，比如她還對我說：“你看過魚嗎？魚尾是怎么動的，魚鰭又是怎么動的呢？你看你的胳膊，東一下西一下的……”戴先生對這些細節的糾正，讓我看到了一個老藝術家的細致與精致。

《紅色娘子軍》這部舞劇在中國芭蕾舞史上的分量是無可替代的，從1964年演到1979年，直到1992年又重新復排。小時候我一直跳喜兒，直到1987年我才試排瓊花，試排時戴先生對我說：“你不像！你不像！”我問她應該怎么去注意，她說：“外形不像沒有關系，要善于運用節奏，要捕捉人物的形象，以前有些演員樣子也不像，但她們的力度掌握得很好，所以是最像的。你要按照她的思路去找，去音樂里面尋找人物形象，包括節奏里面的力度，你的情緒和動作要和瓊花的性格形象完美地結合起來，這樣別人就不會注意你的外形了。”后來我通過自己的努力，終于把瓊花這一角色比較到位地完成了。1992年《紅色娘子軍》全劇恢復，她對我說：“你好多了，但還是差一點。”她幫我分析人物時說，你可以處理一下自己的風格。我后來自己就琢磨，覺得應該演繹得再豐富一些——讓人物豐富起來，把參軍后的精神氣概體現出來，體現全方位的表演效果。后來我的表演得到了戴先生的認可，從最初的“你不像”到“好多了”，我覺得這是戴先生對我最好的嘉獎。

1996年6月20日，是我最后一次演出《天鵝湖》，戴先生也來了。冥冥之中，我所有的重要演出她都會出現。在成長的道路上，戴先生始終關注著我。掛靴演出中最讓我感動的是，戴先生看完我的表演之后說：“馮英，你長大了，成熟了，你現在是藝術家了。”那時候她已經知道我要退下舞臺不再跳舞的意愿，她就說：“你不能退，你一定要跳下去，要讓更多的人看到你真正的藝術。”對于一個舞蹈家而言，發自內心的喜悅和自豪感無非就來自于專家對你的認可，或是像戴先生這樣權威性的、舞蹈事業“第一人”對你的認可。所以當時我真的是激動得滿眼淚水，因為我們都是一樣從事舞蹈事業，自己的成長道路上都是充滿了坎坷的。尤其是在我即將掛靴的時候，她還給我鼓勵，說：“要堅持演出，不管我在哪，我都會來看你演出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繼續演。”她的那番鼓勵讓我很有感觸，我說我會記住您的鼓勵。但是后來我還是選擇退下了，因為我覺得人才都是后浪推前浪，我應該把機會留給更多的年輕的演員。后來據說戴先生還對別人說：“馮英不聽我的話，我讓她繼續演出她卻不跳了。”我確實覺得戴先生一直在關心著我、鼓舞著我。

1999年排中國版《胡桃夾子》，戴先生看過之后對我們提了幾點意見，她說今后在排古典舞蹈的時候一定要謹慎，一定要對經典的作品更加仔細地對待，三思而后行，想好再做。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去表現中國文化，結合尺寸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，戴先生對我們提出了很多希望和要求，并告訴我們要以一種很慎重的態度去對待精品。

有一年，我看了一部關于戴先生的紀錄片，片中有一個80高齡的她在農村拖拉機上的鏡頭，當時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往下流——她對民族藝術的熱愛、對舞蹈進行的深入研究，這種精神太讓我感動了。后來我問她：“您去采風，有人照顧您嗎？”“我干嘛讓人照顧？”她輕松地說。我心里特別有感觸，她已經如此德高望重、功成名就了，其實本可以享晚年的清福，但她卻沒有，她仍然繼續對舞蹈事業進行默默的奉獻。

2004年，我開始擔任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，越來越忙了，也沒有為戴先生做更多的事情，這是我最大的遺憾。有一次我去戴先生家，忽然覺得自己對她的關心很不夠，感覺她有一種孤獨感。所以我想，不論是對自己的老師也好、親人也好，不要讓自己留下遺憾，因為這種遺憾是以后沒辦法彌補的。在我的成長過程中，對戴先生一直懷著一種感恩、感激的心，所以我也告訴自己，以后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盡力去完成，不要讓任何事情留下遺憾。

戴先生生病以后，我們都非常關心，有一幕讓我至今難忘，就是她對黨、對信仰的一種忠誠。她要求入黨多年，入黨是她一直的愿望。當她在病房里、在病床上申請加入黨組織時，她那瘦弱的身軀、強大的內心力量讓我感動；在她向黨宣誓的那一剎那，我感到無比的震撼，那個瞬間、那個畫面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——戴先生從沒有放棄過她一生的追求！

我回憶的雖然都是些小事，但都是最真實的，它們都常留于我的心中，戴先生的人品、人格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——她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回到祖國的懷抱，在艱難的環境下對舞蹈事業日夜奔波、奉獻，她對年輕人一點一滴的關心、指點，她簡單、質樸的生活，她那高尚的人格，她那熱愛中國共產黨的精神……這一切，都太值得我們學習，太令我們感動。